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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疫情系列(五):不能命名的防疫策略

歐德維醫生撰寫New call-to-action

在香港出現106 宗確診個案時,我撰寫了這個系列的第一篇文章,概述香港抗疫時可選擇其他方案。我曾指出Omicron的特性將迫使香港轉變公共衛生政策的方向。在第二篇文章, 我 曾提議Plan B可以是怎樣。在第三篇文章,我解釋了為何緩疫對居民整體健康比「動態清零」更有益處。到了上一篇文章,我建議香港如以盡可能提高居民的健康和福祉為目標,應如何妥善抗疫。

而在這篇文章中,我將提問為何香港的公共衛生、流行病學和病毒學專家已明確提出建議,但還未能令政府推行以科學為根據的抗疫措施。我也會在此概說這舉動如何長期影響香港居民的健康。

香港最適合執行甚麼抗疫措施?

在上一篇文章,我把策略目標分為長期和短期。

短期策略

短期來說, 我認為應以盡可能減低死亡率為重點。多虧和本地專家有同樣想法的的大陸教授梁萬年到訪,全民檢測才得以延期,並得到大陸支持,從而令醫院急症服務效率提升。同時,香港已採購新冠肺炎藥物。因此,雖然醫療系統依然受壓,但能讓系統不勝負荷的急切醫療狀況正已受控。

長期策略

長遠來說,我認為唯一合理的政策是香港過渡至與病毒共存。對於有意見指應回到「清零」, 甚至「動態清零」,我曾提出以下看法:

「我想不到有任何情況下,這樣做會對香港居民的健康帶來最佳利益 。短期來說, 這樣更會帶來更多弊處,而本身已從最有效減低死亡率的政策分薄了資源。長遠來說,這樣會讓防疫措施對社會和經濟帶來必然傷害,從而損害居民健康。」

醫療專家有甚麼共識?

最近由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發佈的報告中提及:

「首先,我們應完全集中以公共衛生和科學數據為依歸,我們逐漸相信,最安全的做法是盡快讓病毒受控地過渡成為風土病。」

國際研究指出,混合免疫,指結合疫苗接種和感染Omicron,是最能預防患者因其他變種而再度感染、患重症而需入院治療和死亡。港大的流行病學模型指出,最少60%本港人口已感染而因此免疫。Omicron BA.2比之前的變種輕微,因此,現在剩下的 40% 人口可透過結合疫苗接種和感染病毒,發展免疫力可能會更安全,而不是待將來感染其他變種。

除了減少未來的潛在風險,現在過渡至與病毒共存的話可更快恢復正常生活,這樣會對心理健康和經濟發展帶來益處。後者更會成為長遠促進人口健康的最重要推動力。

如要積極過渡至與病毒共存,情況會是怎樣?

    1. 具體和積極溝通抗疫策略
    2. 明確說出目標:過渡至病毒共存
    3. 取消全民檢測
    4. 宣布解除所有邊境防疫,入境者只需持有PCR測試陰性結果
    5. 宣布恢復面授,並不設任何防疫限制

1.積極溝通抗疫策略

在上一篇文章我曾提出Plan B這個選項,而我提議的議程中首先要做的是積極溝通。明確定義防疫策略和調整論調是抗疫的主要原素。在個人層面上,情況不受控制和不確定都會令人感到受壓力和焦慮。從商業角度來說,不確定情況會阻礙規劃進度和動用資金,從而難以尋找更具確定性的替代方案。公共衛生方面的溝通應該是積極、可靠、知悉不確定因素和根據不同變化的數據行事。

2. 明確定義防疫策略

確定防疫策略,讓社會過渡至與病毒共存,這樣可有助規劃走勢明確的路線圖。這種策略,從公眾健康層面來說,是從公眾健康角度來說是唯一合理的政策。過渡至與病毒共存是明顯地有科學根據,而且可根據其他成功過渡的國家所汲取的教訓改善。

3. 取消全民檢測

當政府制定好策略,取消全民檢測 (Compulsory Universal Testing,簡稱CUT) 會有助於再向居民保證他們免受強制隔離的恐懼,以及政府有能力將資源分配到更有效的政策上。

4. 開放邊境

開放邊境時毋須設有任何防疫限制。抵港的香港居民只要持有PCR測試陰性結果,便比城內隨機選出的居民的感染風險低得多。在香港境內,如果居民的測試結果呈陽性,他們便只需在家隔離7天,並預料7天後快速測試結果呈陰性時便可如常自由活動。PCR測試陰性結果的居民承受的負擔,比RAT測試陽性結果的還要重,這是毫無邏輯可言。就像之前的21天檢疫隔離措施般,是毫不謹慎的,更是積極傷害居民的利益。

5. 不設任何防疫限制的面對面授課

教育下一代是發達社會其中一個重要作用。教育不只是以Zoom授課。兒童需要發展社交和語言技巧,還有體能,這些都是他們身心全面發展的一部分。學校應盡快面對面授課並盡可能減低進出校園時的防疫限制。接下來我會解釋,根據科學或道德原則,為何強制兒童接種疫苗 並不合理。

政府宣布了甚麼?

在行動方面,政府宣布即將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這是對與病毒共存策略的一種認可。 雖然可以就某些措施的時間安排進行討論,但肯定政府趨向放寬措施,包括學校回復面授和放寬邊境管制。全民檢測被推遲而不是取消,雖然邊境管制有所放鬆,但這樣做的方式是將潛在利益降至最低。

那麼香港是否已經確定抗疫策略?

答:否,這就是問題所在。

制定任何公共醫療政策的首要工作,就是確定政策目標,規劃政策以實現這些目標,然後積極推行所需的行動,從而達到這些目標。 這部分涉及對該策略的認識,並可能需要因應不斷變化的數據作調整。

未能取消全民檢測就是政府未能以不斷改變的數據行事的好例子。即使我們確定採用零確診策略,在疫症橫行的這個階段進行全民檢測,也將是成本昂貴且不必要的:因為這樣將需要反復進行多輪測試,隔離大量非感染者,並且根據最樂觀的預測,這可能會讓我們提前一到兩星期達到疫情高峰。 我們保持零確診多久是另一個問題。 考慮到當我們幾個月沒有本地感染個案時仍然封關,並且只觀察 Omicron BA.2 的傳染度、香港和中國感染情況的時候,即使我們達到零確診後,香港會更快開關,但似乎也不太可能讓病毒轉向風土病。

「中國已經證明了自己執行零確診的能力,最好的策略可能仍然是在冬季繼續零確診策略。 Omicron BA.2 變種的傳播能力不斷提高,這意味著即使對中國來說,持續零確診策略也將是一個挑戰。 在我看來,考慮到新型抗病毒藥物的可用性和疫苗接種的有效性,我認為中國最早可能在 2022 年春季開始過渡至病毒消退。」

中國的管理方式能否有效過渡,將受到不斷變化的疫苗有效性數據所影響。香港大學在這個星期公布的結果將非常重要。雖然那研究證實接種2劑復必泰疫苗比2針科興疫苗更有效,但數據證實科興疫苗也是出色的疫苗,尤其是接種了第3劑後。換句話說,人們需要接種3針科興疫苗才算是完成接種。 香港的數據顯示,2種疫苗(包括第3針)對預防患重症和死亡的效率為 98%。 高本恩教授在這裡對疫苗研究有很好的論點。

如果我們所做的都是偏向與病毒共存,我們怎樣稱呼重要嗎?

答:重要,我們如何確定抗疫策略是很重要

一直以來,香港應對新冠病毒手法都是以混亂的論調進行。繼續著眼於透過疫苗達致群體免疫就是個好例子。將我們的政策集中於於整體接種疫苗率是沒有科學意義的。 這是我們政策的錯誤之一。話雖如此,接種疫苗雖然不能完全防止感染,但在防止重症或死亡方面是表現出色的。

「向人們解釋我們不是嘗試達致群體免疫,而是阻止 老一輩染病致死。這種疾病還是會入侵,我們不能阻止。」

~南華早報(2021年8月)

圖表 1. 由網民Joel Chan @kjoules 整合,目前有58%年滿60歲或以上的居民,他們是適合但還未接種疫苗,而96%的死亡率是來自60歲以上居民。

專注於生物學上不可能的概念:只靠接種疫苗來達致群體免疫 ,令我們推高年輕人的疫苗接種率,而不是處理目前明顯卻被視而不見的問題:未接種疫苗的老弱社群。就與我早前提出具目標和限時強制接種疫苗:集中為老弱社群接種疫苗是合理的,這樣可保障醫療系統。但是,強制年輕人接種疫苗不是這一回事。我是極為支持疫苗,但目前並無科學或道德原因證明強制兒童接種疫苗是有用。接種疫苗與否應該是一種選擇,而不是在集體受威脅這種極端情況下接種。我們和老人有這樣的情況,我們沒有採取行動。 以90% 的疫苗接種率來作為面授的標準是沒有科學意義的。 這是延續「通過疫苗接種達到群體免疫」的論調。 這種無用的論調之所以揮之不去,某程度是因為我們的抗疫策略欠明確。

這不僅是一場專家之間意見分歧的學術辯論。所有公共衛生措施最終都是平衡在社會和經濟方面,疾病成本與公眾面對公共衛生措施成本。我們必須保護老弱社群,無論老少。這是一種平衡。香港抗疫策略一直基於完全消除所有風險的幻想。但事實上,風險永遠無法消除,只能減輕。每一項公共衛生措施都會帶來成本和意想不到的後果。我提倡開關,並不是要讓外籍人士更輕鬆度假和生活。過度關注疾病的風險忽略了對其他潛在影響。疫症大流行總會加劇社會不平等。最貧困的兒童在學習進度上落後,而收入最低的工人最有可能失業並受到疾病的影響(身體和心理上)。就群體而言,貧困和社會不平等是貧困群體健康的最大驅動力。在現階段,疫情對香港人口健康造成的損害,公共衛生措施將明顯更嚴重影響經濟,而不是疾病本身。流行病中的死亡是一個滯後指標。不幸的是,香港未來的大部分死亡率與以前的政策決定有關,尤其是未能為身體虛弱的老年人接種疫苗。重要的是,將病毒傳播到當前未免疫的人群中的危害程度降低到最低。為弱勢群體接種疫苗、藥物治療和有針對性的社交距離措施是這方面的主要手法。我們必須確保醫療系統不會超出負荷,但同樣我們必須考慮公共衛生措施對人口健康的負面影響,尤其是免疫力最弱的年輕人和老年人的健康。

為甚麼我們還未確定抗疫策略?

答:政治緣故。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質疑為何香港繼續保持零確診個案而沒有制定任何形式的過渡方案。 答案是:政治,這仍然是我們抗疫問題的癥結所在。

「總而言之,政治要求未能解決到香港和中國不同的結構能力和威脅。」

未能確定抗疫策略,令香港目前就像試圖走鋼絲般,一方面平衡科學理論和數據,另一方面平衡似乎無法理解最基本的生物學概念的政治支持者。

就如之前所說,中國擁有很深厚的公共衛生傳統,而且具備世界級公共衛生專家團隊。我們知道中國頂尖的流行病學家都同意本港公共醫療專家的意見。儘管如此,香港依然無視他們已達成共識。

為了盡可能減低對市民健康的傷害,我們必須認清和接受香港和中國分別正在經歷不同階段的疫情,並具備不一樣的能力,面對截然不同的挑戰。為了同時盡可能減低對社會上老弱社群的傷害,香港確定抗疫策略、適當參考數據、為居民健康著想地推行政策,並與各方積極溝通才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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